当前，CDS的推出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凡，应该客观看待，并不应该夸大风险。美国之所以会出现危机，是因为CDS交易后来的发展已远远超出设计的初衷，实际上已异化成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。

　　3月22日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，中国的CDS作为一个金融产品，完全可以推出，时机已经成熟；国家发改委去年12月正式下发的《关于简化企业债券申报程序加强风险防范和改革监管方式的意见》便明确提出，鼓励机构探索债券信用保险，探索发展CDS。

　　在信用违约事件或将不断增加的时代，CDS在中国的确可以起到风险定价、对冲交易风险和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的作用。

　　就风险定价而言，CDS在欧美市场是一个反应标的基本面的先行指标。“投资者会实时关注国外国债的CDS合约价格，价格越高意味着债券风险越高，可以简单将CDS理解成金融产品的保单。”

　　再如今年年初的欧洲银行业风险，由于德意志银行17.5亿欧元（19.8亿美元） CoCo债当时跌至面值的70%，而年初时为93%，德意志银行股价今年则接近腰斩。该行次级债的CDS在今年2月中至今上涨逾1倍。

　　就提高交易流动性方面，由于金融危机后，CDS的一时消亡加剧了整个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干枯，交易商们提出，流动性较好的衍生品替代市场将有利于公司债券的买卖。

　　就对冲信用风险而言，随着中国债市刚性兑付的逐步打破，信用债的估值将更多地反映其风险水平，“瑕疵债”的信用利差也呈现系统性的上行。这都为中国版CDS的推出提供了条件。

　　光大证券(601788,股吧)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提出，从规模上看，在过去几年间，中国债券市场主要信用品种的发行规模呈现爆发式的增长。截至2016年3月，信用债市场（短融、超短融、中票、企业债、公司债、定向工具）余额达14.3万亿元，存量个券超过1.2万只，占整体债券市场规模的28%，成为债券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不过，民生证券研究院固定收益组负责人李奇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中国推出CDS后需要注意几大风险点：

　　首先，国内金融体制和法律制度尚不健全。CDS的真正落地需要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、交易结算和信息披露制度。虽然CDS能够有效对冲信用风险，但同时也可用来套利和投机，如果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，将会增加杠杆的风险敞口，削弱金融体系稳定性。此外，还应建立与CDS业务发展相适应的配套制度，如做市商制度等。

　　其次，CDS并不能真正消灭信用风险，只是使信用风险更加具象化。衍生品往往涉及较为复杂的交易结构，市场透明度低，参与者和监管当局难以掌握市场的交易情况和整体风险，甚至无法准确计算其持有CDS的头寸和风险暴露。再加上CDS具有很高的杠杆性，一旦违约事件成为常态，CDS卖方将面临不小的爆仓风险。

　　最后，如何提高CDS的市场参与度非常重要，“需要积极引入银行、保险、基金、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参与。只有允许参与者结构多元化，CDS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信用风险转移和重新配置功能。” 李奇霖告诉本报记者。